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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对梁漱溟的问题，李谦立刻回答道：“我们家也是农村出来的，每年我跟着家父回去祭祖的时候，都注意到家乡是肉眼可见的一年比一年凋敝，我怎么能不担忧呢？而且大部分的中国人都生活在农村，农村的凋敝，就是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的凋敝，那就是整个中国的衰亡。我们搞学问，搞教育为的是什么？不就是为了救国救民吗？如果对农村的状况麻木不仁，那还救个什么国？
梁先生，我办上海大学的医学院的时候，最初的一个构想就是，中国广阔的农村，实在是太缺医少药了。所以，上海大学医学院创建的一个宗旨就是：‘医学要为最广大，最贫困的中国人民服务。’
我知道先生正在准备进行乡村建设的社会实践，中国的学人，口里喊着要关注人民的很多，但是真的愿意踏踏实实地下力气，去深入实际地做实事的人就少了。老实说，梁先生的那些新儒家的学问，很多地方，我是看不太懂的。但梁先生勇于干实事的做法，李某是打心眼里面佩服的。而且我也觉得，我们的想法好像是有些不谋而合了。
本来梁先生乃是我的前辈，应该是我北上亲自去向梁先生请教的。只是我刚回上海，医学院创建的事情有颇为烦乱。我一时也脱不开身，但这事情偏偏又不能等了，所以我只好请梁先生猥自枉屈，来我这里一趟。这不是我为人高傲，而是实在有原因，还望梁先生理解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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