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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内的形势这段时间变化得格外的快，26年下半年，北伐战争开始，北伐军一路高歌猛进，到年底的时候，西路军已经彻底打垮了吴佩孚，夺取了武汉，在东路，常凯申的军队也已经拿下了浙江和江苏，占领了南京，兵锋直逼上海。
但是在这个过程中，kmt和我党的矛盾也日益公开化了。因为此前一系列的退让，党在军队中的控制力大幅度下降了，中山舰事件之后，党的力量几乎从军队系统中完全退了出去。这使得一旦kmt有什么举动，党就脆弱得缺乏应对的手段。
于是在党内，也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分歧，在kmt那边，“清除tg分子“已经成了公开讨论的话题了，因为我党的一些农村政策，kmt中的一些人甚至已经开始用武力方式来解决农会之类的组织，以“维护治安良序”的名义开始枪毙农会骨干了。
而在我当党内，一些更左一些的同志，受到这个刺激，越发地想要在农村推行相对激进的改革，他们组织农会，要求立刻实现“三民主义”当中的“平均地权”。并且加紧在乡间斗地主，分田地，以及组织农会武装。
这些同志的想法其实也有一定道理。既然失去了对军队的影响，那党就必须寻求能给自己支撑，成为自己的力量来源的支持者。中国的正宗的工人阶级其实是非常小，非常弱的，能够给党提供的力量是有限的。在一些同志看来，kmt中的一些人之所以还没有直接反革命，那完全是看在苏联人的卢布的面子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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